美学心得（第二百六十三集） 罗国正

美学心得（第二百六十三集）

罗国正

（2024年6月）

徐念慈（1974—1908），江苏常熟市人，是文学家、翻译家、教育家、出版家。二十岁时便精通英、日文字，二十一岁中秀才，却无心科举，而对数学、外文很有兴趣，擅长数学、能文章誉鸣乡里。1898年前后，他曾与曾朴等组织学社、研究学术，后建议扩张为高等小学；1902年就读于江阴南菁讲舍。这年，蔡元培、蒋维乔等在上海举办中国教育会，“以教育掩护革命”，他参与其中。1903年，他翻译英国小说《情天债》（未完成），逐步在文坛崭露头角。后在家乡创办竞化女学，又与蒋维乔合办尚公小学。1904年，曾朴在上海创设小说林社，发行《小说林》杂志。他应邀担任编辑，他同时又在上海文学师范讲习所教书。并主持社外的宏文馆，编辑辞典、地图等书籍。在小说林社期间，经他较阅或批注出版翻译的小说多达90种，由他翻译的小说有8种，风行一时。他还撰写大量的小说理论，先后在《小说林》上发表，其中有他的名篇《余之小说观》，1905年他加入江苏教育会，1906年推为江苏教育会总会干事。同年，他又发起成立常昭教育会。1907年，推出《小说林》月刊，他任总编辑。他创作的《新法螺先生谭》，被文学史研究者捧为经典，称他是中国科幻小说之父。学者王运熙、顾易生在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上这样评论“假如说梁启超是晚清小说奠基者的话，那么，徐念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代表晚清小说理论的高度。”1908年，他积劳成疾，以前的胃病复发，他轻信了江湖郎中，误吃了日本的所谓“不死药”的猛济，吐泻不止，三天后就不幸去世。年仅34岁。真是太可惜了！他这么年轻就取得这么多的成就，是难得的人物，如果他能健康、长寿，将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不可估量。

下面介绍徐念慈主要的美学观点：

1、他认为“所谓小说者，殆合理想美学、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”。

2、强调小说能满足人的愿望，做到“不外使圆满而合于理性之自然也”。

3、他认为中国小说事繁，忠奸贤愚并列于变局，奇正巧绌杂陈，“其首尾联络，映带起伏，非大手笔，大结构，雄于文者，不能为此，盖深明乎具象理想之道，能使人一读再读即十读百读亦不厌也，而西籍中富此兴味者实鲜，熟优熟绌，不言可解”。

4、他应用基尔希曼的感情美学，对中西方小说进行分析，说明“美之快感”，是“由实体之形象而起”。他赞同基尔希曼所说的：“美的概念之要素，其三为形象性”。他认为“形象性者，实体之模仿也”。形象性比神仙鬼怪的形象更感人，原因是“一非具形象性，一具形象性”，所以，有不同美感的效果。

5、“理想化者，由感兴的实体，于艺术上除去无用分子，发挥其本性之谓也”。

6、强调小说之美“超越自然”。

7、“小说者，文学中之娱乐的，促社会之发展，深性情之刺戟者也”。

8、他主张从形式、体裁、文字、旨趣、价值等方面改良小说，使小说“务合于社会之心理”，“是为小说之进步，而使普通社会，亦敦促而进步”。

徐念慈所处的年代，恰逢西学东渐之风正劲之时，他善长英、日文字，本身又是作家、翻译家、总编辑，既写小说，又校阅、编辑、翻译大量的小说、文章，非常注重学习、研究中西方小说比较，可以说非常专业，在这方面能说出可以确立他在文坛地位的美学见解，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加上当时这方面的人才非常稀缺，他显得特别突出，这就所谓时势造英雄和工夫不负有心人。徐念慈的小说美学观点是注重中西美学的比较；认为小说能适合理想、美学，感情美学为最上乘；强调小说能满足人的美的欲望，“使圆满合于理性之自然”；他具有民族审美意识为骄傲的文化观念。他觉得中国的小说耐看，可读十遍百遍而不厌。他提出小说之美超越自然的想法。指出小说与人生的关系：“文学中之以娱乐的，促社会之发展，深性情之刺戟者也”。主张小说要朝着“务合于社会之心理”，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向改良，强调形象的美感效果，艺术地去掉无用、多余的成份。他的小说观反映出近代小说理论审美评价系统和学理化，在中国小说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

我认为，不只中西方的小说可以互相取长补短，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互相交流、互相促进，更不应有门户偏见。事实证明，同一本小说，对于不同的人，站在不同的角度，或同一个人处在不同时期，处在不同的境界，看法也可能不一样。例如，《三国演义》这部小说，就有人主将要看，也有人反对看。在看过的人里，有的崇拜曹操，有的喜欢刘备，也有将诸葛亮作为偶像，还有人把赵子龙视为学习的榜样，而不少妇女却喜爱吕布等等。无论小说、或其它艺术作品，一旦进入社会，其影响常常是具有多面性，有人从中吸取了正能量，也有对一些人产生了负能量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同一作品，对社会会形成不同的作用。所以，艺术品的欣赏、审美，需要适当的引导。对于小说创作，我主将可以“顺其自然”地写，也可以“超越自然”地写。既可写实，也可写虚；既可表现美，也可揭示丑。这都以作者的个人风格和实际情况而定的。要形象地、带感情地，能感动人，去除无用的成份，传播美的能量，进行描写，这是必须的。世界各国现存的小说之多、流派之多、不同风格之多，可谓目不暇接，而且还在层出不穷。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，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。小说就更为突出地表现人性。在这博大深厚的领域，是大浪淘沙的过程。我认为，只能挑选一些名著，有代表性的、经典作品来阅读，如果连这些都没有读过，就连不少的常识都不知道，与人交谈，缺乏谈资，要写这方面的文章容易缺乏材料，审美能力也有所欠缺。面对着浩瀚的知识海洋，只能不断地学习、渐渐地积累。真是：活到者，学到老。做一个有丰富灵魂的人。

3125、近代画家陈衡恪，字师曾。他的绘画美学观点主要如下：

1、“文人画之要素，第一人品，第二学问，第三才情，第四思想，具此四者，乃能完善”。

2、“盖艺术之为物，以人感人，以精神相应者也。有此感想，有此精神，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。所谓感情移人，近由美学家所推论，视为重要者”。

3、“文人画，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，含有文人之趣味，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，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”。

4、“所发表抒写者，自能引人入胜，悠然起澹远幽微之思，而脱离一切尘垢之念”。

5、反对“以丑怪为能，以荒率为美”。

6、“文人画中，固亦有丑怪荒率者，所谓宁朴毋华；宁拙毋巧；宁丑怪毋好；宁荒率毋工整；纯任天真，不假修饰，正足以发挥个性，振起独立之精神。力矫软美取姿，涂指抹粉之态。以保其可远观，不可近玩之品格”。

7、“以形似进于实质，求不形似，游于天倪”。

8、他认为，西方从写实进入印象派，就不重客观而专主观。立体派、未来派、表现派，“联翩演出，其思想之转变，亦足见形似之不足尽艺术之长，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”。

陈衡恪的绘画思想，重视人的精神、感情在艺术上的移情作用。强调文人画与艺术家个性感情修养、审美趣味的联系，“纯任天真，不假修饰”，充分表现个性。以突出文人的性质、趣味、感想，来抒发自己的高尚审美理想，在澹远幽微之思里，引人入胜。在中西绘画的比较中，他提出“以形似进于实质，求不形似，游于天倪”。他认为，西方从写实发展到印象派、未来派等派，可见只有形似不足尽艺术之长。他主张创作文人画要依循审美规律来保存和发扬它的特色。

陈衡恪的美学观点，在现代有相当大的影响，传世作品有《墨菊图》，出版了《陈师曾画选》，著有《染苍宝印存》、《陈师曾先生遗墨》、《槐堂诗钞》、《不朽录》、《文人画之价值》、《中国绘画史》。

很多中国文人画，寥寥几笔就一幅作品，不懂艺术的人，看上去是非常简单，实际上是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的。我认为，这类画内在的艺术元素既多又复杂，是难度极高的艺术。西方的画家基本上是很难掌握中国文人画的技法和理念的，更何况创作出一幅较好的作品来（我至今还未见到）其主要原因有如下：绘出较好中国文人画的画家要具备几个主要条件，第一，要较熟练中国的书法（这一项，就须多年积累，花很大功夫才能成功）；第二，掌握绘中国画的基本技法，懂得中国墨汁、颜料和水份的用量、浓淡分布在宣纸上产生的效果的变化规律，使之有意境、韵味地表现出来；第三，中国文人画的用笔、布局、具体安排，多数是用道家的理念来进行的，如虚实、阴阳、留白等等；第四，其内容多数是反映出儒、释、道、中医、或渔樵文化等思想，内含中国人的各种各样的生活、习惯、活动的文化内容；……。这么庞大的知识体系、技法体系，如果不是长期处在这种文化氛围里浸淫，是很难真懂绘中国文人画的。而写实油画和抽象油画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中国的画家相当薄弱，须要向西方画家们学习。





3126、   对文化界不可忽视的重量级人物王国维的  

主要美学观点分析和理解

罗国正

（2024年6月于广州）



当年清华大学四大名教授是：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胡适、陈寅恪，王国维排在第一位，可想他的学问和名气之大。他在文学、美学、史学、哲学、古文字学、考古学等方面都卓有成就，最有影响的代表作之一是《人间词话》。至今，在我与一些文化人的交谈里、或阅读不少文章中，常听到、见到他们引用王国维三重境界说的这段话：“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，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：‘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。’此第一阶级也。‘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’此第二阶级也。‘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’。此第三阶级也。”这是王国维分别引用宋晏殊的《蝶恋花•槛菊愁烟兰泣露》、宋柳永的《蝶恋花•伫倚危楼风细细》和南宋辛弃疾的《青玉案•元夕》中的三句诗词。这三句诗词经王国维组合出三层阶级境界时，就产生了优美的、美学的逻辑递进关系：前提是有“成大事业大学问者”的主体，时空处在“今之”，这是大家预知的结果。应该也是王国维的重要奋斗目标。他在《人间词话》里写这样一句话：“有时候，想从天空扯一缕云，捻成画笔，在世间留下我留来过的痕迹。”王国维认为，能有这样的结果，是不可避免地须经历三个层面阶级：第一阶级是：在浊浪滔天、万物凋零、乱云飞渡、前途茫茫又孤独无助里，登高望远，欲穷千里目，在无限广远的寥廊中，冷静、理智、认真地寻找到前进的道路。在此基础上，进入第二阶级：道路已确定，心中已有理想的目标，就奋不顾身，不怕千难万苦去努力追求，直至找到这“美人”。然后就进入第三阶级：方向、道路、目标、决心、不辞劳苦的状态，寻找行动已具备，这就是来到了第三阶级的路口了。一旦找到“美人”，就达到了第三阶级！到处五光十色，人山人海，“美人”在哪里呢？“成大事大学问者”都是意志、毅力非比寻常的人，就“众里寻他千百度”，在寻找中分析、思考、渐悟，突然开窍顿悟：这么理想的“美人”，怎么可能会与陶醉在热闹狂欢、万人排队过独木桥的芸芸众生混在一起呢？于是猛然回首，果然那“美人”就在灯火稀疏冷落的地方在等待着我的到来。终于找到了，进入了“成大事大学问者”的崇高美学境界。

人们长期以来都对王国维的三重境界赞口不绝，反复引用、传颂。大家却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，这三重境界每一个阶级都是主体追求客体，只强调外求，没有主张内修。很自然就会加速身心的损耗。人生的境界提升，应注重内外兼修。我觉得，如果当年王国维能抽出一定的时间、精力多写写草书和狂草、进行坐禅、打好太极拳等，提升精、气、神，作为头等重要的事来抓，将长期读书、案枱上写作在身心上积聚的酸腐之气排出，让自己的心胸更开阔，不是只为“在世间留下我来过的痕迹。”而是为中华文化雄踞世界，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奉献，那么，他自认为的那些耻辱就显得渺小，可以放下，不至于后来自沉昆明湖。这是多么令人痛心、可惜的事情啊！因为一个民族、国家，能出一个像王国维这样的重要的文化人物是多么的不容易！当然，历史是没有“如果”，我写这段话，旨在提醒后来者。话又说回来，其实，王国维这三句诗词表达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三个阶级境界，他是非常在意，多次改动和提及，以示人们不要将其作为闲笔。我认为其实质属于艺术本体论，立论的基础是主体哲学，将审美主体作为架通认识主体和道德主体的桥梁，并作为最高主体的存在，当然，这审美主体包含有价值主体的很多成份。这样，他就以叔本华的思路为主来融通了康德、席勒、尼采的理论。使自己的美学思想能更好地自圆其说。却没有从理论上回答人的境界向特殊的艺术境界转换的相关问题。其实，这三境说，是文学比喻，以名诗名句，呼应名人的权威，当然有很大的感染力，用朦胧的情景来象征出不同层次境界意韵的特有美感，太容易渗入人们的心脾了，并留下很大伸缩性的想象时空，使不同的人，可以结合自己特别感受进行久久的联想，这大概也是吸引这么多人去记颂的魅力所在吧！但在美学学理上，这种比喻是没有严格的、准确的定量、定性的。那就只能让人们各自结合自己的情况去领悟了（关于境界的界定问题，有兴趣研究者，可查阅我著的《美学心得》第2653条《美学境界无限》一文和其它相关的条文里的表述作参考）。

为了对王国维众多的美学观点有更好的分析、研究和理解，很有必要对他的人生经历和经验、知识结构有一定的了解，下面对此作出简述：

王国维（1877年12月3日—1927年6月2日），汉族，浙江省海宁州（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）人。是中国近、现代相交时期享有国内外声誉的著名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学者。他的家族世代书香，家学渊源及学人辈出的乡风对他的成长和人生道路有深远影响。他父亲王乃誉，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。王氏家族因抗金名将王禀及袭封前爵、赐第盐官的王沆，在海宁受到人们长敬仰。他童年、青少年主要在家乡度过。四岁时母亲去世，他聪颖好学，读书生活主要受其父影响。他父亲攻书画篆刻、诗古文辞，博涉多才。他七岁入私塾受启蒙，在父亲指导下博览群书，并初步接触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维新思想。1892年，入州学，参加海宁州岁试，中秀才，被誉为“海宁四才子”之一。同年和1893年，先后赴杭应试未取。1894年赴杭考入崇文书院，主要精力未用在应试，而是博览群书，对史学、校勘、考据之学及新学有兴趣。甲午战争后，大量西方文化、科学输入中国，他产生了强烈追求新学的愿望，但因家贫不能外出游学，仍研读外洋政书和《盛世危言》、《时务报》、《格致汇编》等等。至1897年，任塾师时很不安心，由他父请人推荐到留洋学堂，向往出国留学。1898年，他由父陪送，赴上海求学，入《时务报》馆，在东文学社师从日本教师藤田丰八、田岗佐代治学习日文之余，兼学英文及数理等。这年戊戍变法失败，六君子遇害，他深感不平。1900年春，他为参加出洋考试和安排赴日留学奔波，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、田岗两位老师帮助下，赴东京物理学校学习，因病，次年由东京返沪。八月后，赴武昌农校任译授。他在罗振玉办的《教育世界》发表了大量译作，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。在编译过程中，加以自己的论述，介绍大量近代西方的科学、哲学、教育学、美学、文学等的思想。1903年，应张謇之聘，任通州师范学校教习，讲授伦理、国文。在这期间，他醉心哲学、文学，还创作了不少诗文和发表了一批文章，明显是一个文学家了。从1898年他二十二岁到1906年三十岁期间，他除在东文学社、东渡日本留学，还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、江苏师范堂等。这段时间他主要研究康德、叔本华、尼采等哲学，并兼研究英、法诸家，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，还攻读西方的伦理学、心理学、美学、逻辑学，并具有开拓性地翻译心理学、逻辑学名著。他的代表作有《红楼梦评论》、《静庵诗稿》、《人间词话》。此外，他曾担任学部总务司行走、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。三十岁后，转治文学，向国人介绍托尔期泰、莎士比亚、拜伦、但丁、歌德，并作一定的比较。同时他对美学、词学进行研究，写出《人间词话》。对中国戏曲史研究，写出《曲录》等多部著作，为《宋元戏曲考》的写作奠定了基础。1908年1、2月间，他太夫人病故，返乡奔丧。3月与继室完婚。4月携眷到京。1911年辛亥革命，清政府解体，他携眷随罗振玉到日本，侨居四年多。在罗振玉支助下，静心做学问，研究经史等，平时与罗振玉互相切磋论学，还协助罗整理大云书库藏书，得尽窥所藏彝器及石器物拓本，并与日本学者广泛交流。他开始研究甲骨文，以古文字学为基础，研究古史，从古物到古册、服饰、建筑，所涉甚广，著述甚丰，在戏曲研究上有重大突破，著《宋元戏曲考》，誉为戏曲史研究上带总结性的巨著。他的诗作也结集，名为《壬癸集》。为不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罗振玉，为了生计，于1916年回国，在《学术丛编》任主编，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，主要从事甲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，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，还曾参与编纂《浙江通志》和为藏书家蒋汝藻编《乌程蒋氏密韵楼藏书志》等。并将辛亥以来的研究成果编成《观堂集林》，对后世有较大影响。1921年，邀请出任北大文科教授，被他所拒。1922年初，他允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，但没有接受酬金。1923年春，溥仪选海内硕学之士，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，有幸得窥大内所藏。1924年冬，冯玉祥发动“北京政变”，驱逐溥仪出宫。他引为奇耻大辱，与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以殉，受家人阻而未果。结束了“南书房行走”工作后，在胡适等推荐，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，他推不就院长，仅任教职，讲授《古史新证》、《说文》、《尚书》等课程，从事《水经注》校勘及蒙古史、元史研究，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、历史学、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。他多方面的研究贡献，博得海内外学人的推崇。1925年2月，清华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，聘他为导师，他请示溥仪后就任。此后，转入研究西北地理及元史，并继续授课，弟子遍布学界。1925年，他受清华礼聘，他名义上仍是溥仪的“南书房行走”，伴逊位天子读古书。1926年中秋刚过，他的长子在上海病逝，他痛惜万分。1927年6月2日11时左右，他跃身头朝下扎入颐和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（至今原因未明，都是推测）。清废帝溥仪事后赐他谥号为“忠悫”。罗振玉来京为其经营丧事，王国维被安葬在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七间房之原。1928年6月3日，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，清华立《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》，碑文由陈寅恪撰，林志钧书丹，马衡篆额，梁思成设计。

下面将王国维主要的美学观点列出：

1、“天下最神圣、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，哲学与美术是已。”

2、“艺术与情感不仅是哲学的中心论题，而且必须纳入哲学思想的根基之中。”

3、生活的本质是“欲”。“欲与生活与痛苦，三者一而已矣。”

4、摆脱生活的“欲带来的痛苦，只有求助于美和艺术。”

5、“美之对象，非特别之物，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；又观之之我，非特观之我，而纯粹无欲之我也。”

6、“若不视此物为我有利害之关系，而但观其物，则此物已非特别之物，而代表其物之全种；叔氏谓之‘实念’。故美之知识实念之知识也。”

7、美和艺术可使人“超然于利害之外，而忘物与我之关系。”“美之为物，不关于吾人之利害也。吾人观美时，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。”

8、“美的性质”是“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”，“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。”

9、美可分优美和壮美，优美能“令人忘利害之关系，而玩之而不厌者”；壮美则“不利于吾人之意志”，令意志破裂，由知识冥想其“理念”。

10、他主张美是天才的产物。“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”

11、“且美之对吾人也，仅一时之救济，而非永远之救济”。

12、他提出“古雅”的审美范畴，“古雅”是艺术“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”；是“第二形式”。

13、他认为神、韵、气、味，是后天的、经验的，深层次概念，不是先验的概念。“不必尽俟天才”，“亦得以人力致之”。

14、他认为文艺有感情性和想象性及因果性的特征，“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，定其理法者，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”，更有“玩物适情之效”。

15、“美术之所写者，非个人之性质，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。”

16、艺术的个性“贵具体而不贵抽象”。

17、“写情则沁人心脾，写景则在人耳目，述事则如其口出”。

18、“能写真景物、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”。

19、“夫人之心力，不寄于此则寄于彼；不寄于高尚之嗜好，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”。

20、“所有已达到彻底否定意志的人所经历的境界，就是所谓物我两忘，大彻大悟、与神为一，等等。”“是高于一切理性的心如止水般的深沉宁静，从容不迫的自得和怡悦”。“之人也，之境也，固将磅礴万物以为一，我即宇宙，宇宙即我也。”“无内界之争斗，无利害，无人无我，不随绳墨，而自于道德之法则。”

对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理解，我认为首先要明白他所处的时代、他的经历、他的经验和知识的结构，他要追求的目标和他为实现目标所作的相关努力。

王维国是处在中国近代美学与现代美学的历史交汇点上。他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，另一方面，他同时经过西方美学思想隆重的洗礼，并因应中国社会正在大变局中引发出的系列时代之问，用新的高度和视角，作出了他对时代的回答。既对中国传统的文艺思想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和总结，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；同时，他又对中国的新文艺发出了先声；后经梁启超、蔡元培、朱光潜、宗白华等人的各自发挥、或加以改造，就形成了中国现代美学有了较厚的根基。近百年来，每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，美学思想从未有过缺席，对时代的发展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王国维主要的美学理念，是以康德、席勒、叔本华、尼采等哲学、美学作为理论基础，也穿插当时西方的心理学、文学、艺术家的意识，其中以叔本华的观念为主轴，并兼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和美学，其中宋词和《红楼梦》、孔子的思想对他影响较为深刻。

当年的时代之问的重点在指个人主体的正当性。主体是怎样成为认识主体和道德主体的最后根据？主体之间怎样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？核心问题是如何“立人”？王国维强调天才的主体对认识、反映现实世界的重要作用。他力倡“纯粹之哲学与纯粹之美术”，认为“最尊贵而已无与于当世之用者，哲学与美术是已”，“艺术与感情不仅是哲学的中心论题，而且必须纳入哲学思想的根基中。”天才可通过哲学与美术敢于融合“无限之动机”与“民族之道德”为一体，显示出主体性。他采纳了德国哲学家们的思路，用审美主体来搭通和平衡认识主体、道德主体的濠沟，并把审美主体放在最高的位置，这已包含着审美的自律性，而无须借助道德而具自足。进一步则审美已有超越性。这样，审美主体的正当性问题就实现了最终的解决。他用“古雅”的审美特性，从根本上弥补了西方自康德以来美学艺术“天才论”的缺陷，为众庶建立起审美范畴，架起可以通向审美道路的桥梁，除“天才”们独享优美和宏壮外，人们也可以通过恰当的努力，获取到“古雅”的审美享受，让更多人得到了“美的位置”和人生的意义。这样，在王国维的观念里，就可以较好地平衡、较全面地解决了审美的多方面问题。

王国维花很大的精力，反复去强调他的“境界说”作为重要的审美特征，在中西文论的美学交汇点上，他试图将“天才说”、“游戏说”、“苦痛说”、“古雅说”和多种境界熔铸在一起，并将风格论、技巧论、趣味论等都在“境界说”中有机地结合成为知、意、情三分框架的本体论里，以标明他独特的美学思想的主体性。

王国维较系统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美学观点，尤其是叔本华的观点。他并认同生活的本质就是“欲”，强调要摆脱生活的“欲”所带来的苦痛，只有求助于美和艺术。他赞成美的对象是形式。一切美都是形式美。美和艺术的作用在于使人超然利害之外，玩之不厌，进入物我两忘的状态，这种美，就是他提出的两种美的第一种：优美。第二种，他称为：壮美，或叫宏壮。他说这种美不利于人的意志，能令意志破裂，使人由知识冥想它的“理念”。他主张这两种美是天才的产物。他还认为，美仅是对我一时的救济，不是永远的救济。他又提出了“古雅”的审美范畴，来概括人们对审美的体验，这是高于自然的形式，是“第二形式”，神、韵、气、味的美学范畴是后天的、经验的，深层次的概念，无须尽等天才的出现才能掌握，但须经过人为的努力可以得到的。这样，王国维就解决了天才和大众都能享受到审美的问题了。他还通过科学、史学、文学的异同，指出文艺有全人类的共通感意识，其特点是具有感情性、想象性，又有记事性、明因果的史学特点和“玩物适情之效”。他强调艺术“贵具体不贵抽象”应“写情则沁人心脾，写景则入耳目，述事则如其口出”，只有做到这样，能写真景物、真感情的人，就有境界。

王国维的美育论虽然是以席勒为宗，其哲学基础依然是叔本华的。他主张艺术的认识功能和慰藉功能合一，而联系两者是天才论。这就是叔本华理论体系的一个特色。其实质是反映出艺术创造论。叔本华认为，“天才”的本领，一切人都或多或少有的，不然的话，就没有艺术欣赏了，这与教育无关。王国维则用“古雅说”来发展叔本华这思路，他的美育着重在人格教育方面，“君子人格之养成”。当时梁启超提倡“新民说”，而王国维则不赞成对国民性的批判，主张用美育来救治国民精神的疾病，推崇人道教育及“完全之人物”的教育理想，试图用美育把哲学与教育达成一致。这反映出中国现代美学首先是人生哲学，然后才是艺术哲学的一个特点。通过个人人格和国民人身份两个方向来造就出真、善、美的人物。他还认为，当下“义之于社会，其用急于仁”，文学是“天才游戏之事业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