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2月4日，瑞典中部城市厄勒布鲁（Örebro）的天空阴沉如铅。
这个冬日午后，位于维斯哈加区（Västhaga）的里斯伯格斯卡成人教育中心（Campus Risbergska）人特别多，这里的学生们刚刚结束全国考试，热火朝天地交谈着，相约陆续离开校园。
就在这时，建筑内不知何处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！所有人立刻慌不择路地躲藏！
中午12点33分，警方接到第一通报警电话，目击者称，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手持自动武器，在走廊中如死神般游荡，尾随其他学生。
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里，刺耳的枪声与尖叫声交织，有人高喊“我的天啊！”镜头摇晃间，学生们如惊弓之鸟般四散奔逃，他们有人飞速躲进厕所，有的就近冲进课堂······
一名躲在教室里的学生安德烈亚斯通过手机向《快报》描述：“我们听到三声巨响，然后是撕心裂肺的尖叫。现在只能缩在课桌下祈祷。”
这所主要为20岁以上成年人提供教育的学校，开设语言课程、职业培训，兼有残障人士项目……这些课程大部分是面向移民的，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，但他们很明显成为了凶手密集消灭的目标。
枪响过后，教室成了临时的避难所，教师们用桌椅堵住门，指示学生们尽量放低身体，蜷缩在墙角。
一位老师向亲友发出诀别短信：“学校里有自动武器扫射，我们躲起来了……我爱你。”
16岁的琳恩（Linn）就读于附近中学。枪响时，她正路过校园。透过玻璃窗，她目睹了永生难忘的一幕：“地上躺着几具身体，血流得到处都是。人们在哭喊，发疯般寻找亲人朋友……一切都像末日电影。”
另一名学生玛尔瓦（Marwa）回忆，她身旁的男子肩部中弹，鲜血喷涌而出。勇敢的她与同学一起帮助伤者，用围巾死死压住伤口，抬头时又看见身后三人倒在血泊中，“他们的血汇聚成河，浸透了地板缝隙”。
急救人员赶到时，现场已如战场。教学楼外，一具尸体横陈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；教室内，中弹者的呻吟与警报器的嘶鸣此起彼伏。
警方到达后迅速封锁了现场，数十辆警车和救护车将学校团团围住，直升机在空中盘旋。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手持武器，搜索校园的每个角落。
厄勒布鲁大学医院接收了6名伤者，其中5人需紧急手术，目前已有11人死亡（包含枪手），警方认为，由于现场破坏严重，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。
犯下滔天罪行之后，35岁的枪手最终选择了自我了结，夜幕降临后，其身份逐渐浮出水面。这名男子此前非常低调，几乎从不引人注意，他失业、孤僻、不喜欢人、生活困难，八年前突然改名，与家人几乎断绝联系。
其父母平时喜欢旅游，跟他生活中的交集很少。
亲戚向媒体透露：“他从小与众不同，也很活泼，但近年愈发封闭，唯一的爱好是照顾父母外出旅行时留下的狗。”
他还合法持有武器执照，警方确认其无犯罪记录，与帮派毫无瓜葛。
“他像一座孤岛，”犯罪心理学家安娜·伦德斯特伦分析，“这类袭击者往往将个人挫败转化为对社会的无名怒火。而当枪支轻易可得时，绝望便化作子弹。”
瑞典近年已成为欧盟枪击案最频发的国家，2023年53人死于枪击，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谋杀率甚至是伦敦的30倍。
帮派争夺毒品市场、军火走私猖獗、移民融入困境……社会病灶在此刻以最惨烈的方式暴露。
今天，瑞典全境降半旗。首相乌尔夫·克里斯特松在记者会上声音沙哑：“这是瑞典历史上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。我们与受害者家属同哀。”
国王卡尔十六世·古斯塔夫发表声明，称这场暴行“令人心碎”，并致敬医护人员“在至暗时刻守护生命之光”。
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在社交平台发声：“暴力与恐怖在我们的校园没有容身之地。”
厄勒布鲁街头，市民自发献上鲜花与蜡烛。一束白玫瑰上的卡片写道：“这里是梦想起航处，不是生命终点站。”
曾在此就读的财政大臣伊丽莎白·斯万特森含泪回忆：“我的儿子曾戴着毕业帽从这里奔向未来，如今这间大楼却弥漫着恐惧。”
这场悲剧彻底破坏了瑞典人引以为傲的安全感，司法部长冈纳·斯特勒默沉痛发言：“它动摇了我们社会的根基。”尽管警方强调枪手“单独行动且无意识形态动机”，但舆论已掀起巨浪，无法平息。
社交媒体上，“#停止枪支暴力”的标签下，网民质问：“合法持枪者如何成为屠夫？”“孤僻者为何能轻易获取自动武器？”
专家解释说，瑞典枪支管理虽严格，但农村地区狩猎传统使武器普及率高，而且近年帮派斗争导致非法军火激增。
昨天的屠杀已经造成了一个国家的集体创伤，瑞典还能重新从血泊中站起吗？
需点亮要多少支蜡烛，才能照亮通往安全的道路？多少双手温暖相握，才能拭干伤者眼中的泪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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